工具性的“推迟退休”必然受排斥

□隐 之

今年的博鳌论坛上，“养老金缺口”的难题再度被提起，并连带出已屡被讨论的“延迟退休”的问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戴相龙表示，养老金缺口很大，靠公共养老金养老根本不行，再次建议延长退休年龄，以及加大国有资产划拨社保的力度，逐步形成政府、企业和个人账户共同组成的养老金制度。

有网站对此做了在线调查，结果近九成人都认为这一建议“不可行，以延迟退休来缓解养老金压力是自欺欺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养老金管理问题”。

若单独说“延迟退休”的问题，则不应受到如此强烈的反对才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延迟退休年龄确是大势所趋，不少国家已经制订了相应的计划。比如，英国拟从2024年起逐步调高退休年龄，到2044年将调至68岁;新加坡的长期目标是把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7岁;韩国则计划每隔5年提高1岁，直至正常退休年龄达到65岁……对于人口众多、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来说，延迟退休应该是必要的，因为客观现实决定了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重。

虽说如此，但当“延迟退休”与“养老金缺口”联系在一起，成为缓解社保体系压力的一种手段时，却令多数人都感觉到郁闷和压力。确实，这一表达的逻辑起点和内容重点，表明管理部门对于养老金缺口难题的理解和求解，尚有偏颇。

养老金有缺口，是必须解决好的全局性的难题，并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延迟退休的方式缓解该困局，逻辑上好理解，技术上好操作，但却显得僵硬了些，简单了些，抑或是“本位主义”了些。

延迟退休，不是出台一纸法规或政令便可以完成的事情。一旦真的延迟退休，社会的整体就业压力会增大，一些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将受到明显影响，被延迟就业的年轻人如果过多也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如果只从养老金缺口的角度考虑延迟退休问题，固然是必要的、可以成立的，但如果由此产生更多更大的新的社会问题，便得不偿失。社保管理部门对此不可不察。

过于工具性和功利性的“延迟退休”建议，必然受到公众的排斥。显然，如果要从养老金缺口的角度促成延迟退休，必须回答好这样几个问题：国家应有的投入是否到位?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有无被采纳?对社保基金的管理是否专业?相关机构和人员是否足够清廉?在养老金的使用上是否公平、有无浪费的现象?

至少，有不少人对目前退休养老的“双轨制”是耿耿于怀的。所以，若单从养老金的缺口方面考虑，只有想尽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的时候，才可以打延迟退休的主意，因为这样的办法总归有“与民争利”之嫌，有可能形成新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