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读，你和谁看同一本书(3)

王垚烽(自由撰稿人)在读：《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小岛毅著)推荐理由：宋之问

猴年读的第一本书是日本学者小岛毅的《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

对于宋史，一直有三个问题困扰着我：一、宋朝是否真如有些学者(比如以内藤湖南为首的京都学派)所说的那样，除了存在皇帝制度外，其他如经济、文化等方面已迈入近代社会?事实上，正如作者指出的，宋太宗常常被看作中国君主独裁体制的确立者。而相比经济、文化，政治制度才是决定一国近代化与否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二是关于北宋灭亡的。与大多数王朝末期政局动荡、民变迭起，皇权一步步衰弱直至走向覆灭不同，北宋灭亡纯粹是个偶发事件。当时的金朝与后来的满清一样，起初只是想劫掠一票就北返，压根没有占领中原的打算，靖康之变完全是一连串政策失误的结果。如果当时主政的不是蔡京等人，宋朝的历史或将改写。

第三个问题不只局限于宋朝，却是读南宋历史引发出的，即中华历代王朝的开边方向。按说，相比北方，南方(主要是中南半岛及沿海岛屿)无论是资源禀赋、对手实力、开边成本都优于前者。可不仅统一王朝专注于西北的开疆拓土，就连那些仅有南方半壁的王朝，同样只知盯着北方强敌，而鲜有朝南拓展的，甚至对作为中华故土的交趾都毫无兴趣，漠不关心。而以南宋的经济实力、航海技术，居然连近在咫尺的台湾都没有发现并纳入版图，更是叫人纳罕。

魏英杰(评论人，专栏作家)在读：《慈悲》(路内著)推荐理由：“慈悲”在哪里?

2月12日，读完路内小说《慈悲》。春节期间在老家，行李太重，只带了Kindle，就从太太那里顺了这本小说随便翻翻。太太觉得小说没有外界评价那么好，她认为同样是写饥饿体验，余华写得比作者好太多了。我读完后觉得，倒也没那么差，就是故事确实没讲好，人物描写也过于刻板，拉低了作品的水平。

这部小说写了饥饿，也写了贫穷，但正如小说题目所启示的，作者其实想表达一种高于“和解”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不是屈服，不是抵抗，也不是与现实握手言和，而是一种经历了苦难之后豁然开朗的人生态度。

主人公陈水生生于大饥饿年代，成年后在国营工厂里上班，经历了吃大锅饭的时代，个体户风生水起的年头，国营工厂倒闭、工人下岗以及民营经济刚刚崛起的时期。饥饿是缠绕水生的长久记忆，但无论是饥饿还是人性倾轧、金钱诱惑，都没有改变他的质朴善良本性。对收养他的叔叔，他尽孝赡养，为他送终;对他教他技术的师傅，他恭敬伺候，娶了师傅患病不能生育的女儿玉生;对同门师兄根生他可谓仁至义尽，对工厂里的工友，他也是尽力帮忙，为工人申请补贴而不惜得罪人。这样的人既普通又不平凡，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卑微一员，却也是一个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好人。或许正是在他和妻子与人为善的人格熏陶下，他们的养女开朗活泼，向往无拘无束的自由。

这部小说想表达的或许就是，只要好好活着，不放弃对良善的坚持与追求，一个卑微的人也能超越艰难残酷的现实，获得人性的升华。情况似乎也是如此。那一场大饥饿，并没有让人性完全泯灭，而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下，正直的人最终也得到了丰厚回报。

坏就坏在，作者想表达的和他所呈现的相去甚远。或者说，作者的功力使他没有能够轻松地驾驭这个主题。比如在人物描写上，主人公水生的性格塑造并不出彩，给人感觉十分生硬呆板。小说里的对话并不精致，情节展开也不温不火(或许是刻意如此)，包括那个不愿屈服于现实的根生，形象并不丰满。最后出现的水生失散多年的哥哥，更是十分突兀。渡船上偶遇哥哥这一幕，让人想起赫尔曼•黑塞的作品《悉达多》，似乎有致敬之处，可又让人感觉是拙劣的模仿。

这么说对作者或许是苛求。没读过作者其他作品，但感觉驾驭长篇小说仍欠火候，浪费了一个史诗般的题材。

鄢烈山(著名评论家)在读：《耶路撒冷三千年》(西蒙•蒙蒂菲奥里著)推荐理由：人性之恶

农历新年认真读的第一本书是《耶路撒冷三千年》，去年出版，近700页。做书的年轻朋友韩子文，知我要去以色列，春节前送我的。作者是1965年生于以色列的历史学者，犹太名门之后。

此书得过美英法等国传记大奖，确实写得好。所写三千年止于1967的“六日战争”，只取有文献与考古研究支持的叙述。耶城史是世界历史与宗教文化史的主干，其所谓“世界中心”并不夸张。

作者的写法又是面向大众的。“序幕”写公元70年罗马将军攻城，使耶路撒冷第二次遭毁灭，与上次巴比伦人的摧毁相距五百年，就是精心谋篇布局便于激起阅读兴趣的。

我注意到犹太三军阀的内斗，饥饿的妇人烹食亲子尸体，犹太人的“猎巫”(抓内部匪谍、肃反)，等等，人性之恶，与阿拉伯人原是一样一样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都自认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的基因也确是最相近。

曾雅娴(评论人，新锐作家)在读：《闲情偶寄》(李渔著)推荐理由：闲出境界

过年自然要有闲情看闲书，明末清初李渔这个老头的《闲情偶寄》必是首选。

吃喝玩乐，风花雪月，园林花草，词曲音韵，女子审美、并非人人可以讲，更非人人可以讲得有趣。要闲还得闲出境界才能让看的人爱不释手。

如果应景看，过年吃吃喝喝必不可少，他那《闲情偶记·饮馔部》就最值得一说。比如吃家禽一般雌的，唯独鸭可以吃雄的：烂煮老雄鸭，功效比参芪。清火又营养。老李也爱素食，所以他会说“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书中也细致提到做素菜的小窍门做冬瓜丝瓜不要太生，红烧茄子要记得放酱醋，萝卜不爱葱蒜等等。

李老头绝对是个不会亏待自己肠胃的性情中人，他认为喜欢吃的东西不妨多吃一点，不喜欢就少吃一点。所以他嘲笑有的养生家根据《食物本草》吃饭，吃的不是自己喜欢的食物，这简直毫无人生乐趣了。

来，来，来，还是用桂花来酿酒吧，月光会温热出丰盈的甜蜜，既然人情世故不能周全，总统选举也没你什么事，吃喝上再委屈自己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赵周贤(评论编辑，深圳媒体人)在读：《泊下的记忆——利物浦老上海海员口述史》(沈关宝、李聆著)推荐理由：此心安处是吾乡

上月底的一天晚上，正在休年假的我，突然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一条非常震惊的消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原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沈关宝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1月29日在三亚逝世，享年六十七岁。沈关宝教授系我国恢复社会学专业后的首位博士学位获得者。读书时，我曾有幸上过沈教授开的一门专业课——《社区研究》，同时，沈老师还是我们研究生专业英语的授课老师。

在业界，沈老师以城乡社区研究和社会保障网分析闻名，但是，据我有限的了解，沈老师其实还是一位“中国海员问题”方面的研究专家，当年上课，时不时会听他讲到正在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开展的老上海海员工作和生活研究课题。这本《泊下的记忆——利物浦老上海海员口述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就是沈老师当年研究的成果(与李聆合著)。趁着春节假期，我抽空翻阅了一下这本书。

之所以会对本书感兴趣，完全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心理。我过去曾生活在一个与广东著名的侨乡江门接壤的小山村，正如《泊下的记忆》书中所言，我对家乡河对面的“金山客”的第一印象恐怕也是“那些定居在当地的、以经营餐饮业为生的广东人(具体来说是台山人或江门人)”。

但是，《泊下的记忆》里研究的却是在利物浦的一个老上海海员群体，这一群体的成员都曾经做过海员，并为英国的蓝烟囱轮船公司服务，一度有几千人之多，可以说是欧洲最大的华人团体。自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这些人陆续在利物浦定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娶了英国太太，并生儿育女。

本书的主体内容是28位老上海海员原汁原味的口述历史，以及研究者参加的一个老上海海员的葬礼全过程记录。这些人曲折漂泊的人生经历，可与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华人移民史、世界航运史相印证，他们就是见证了世界百年历史的“活化石”。书中预言，这个群体在今后的一二十年就会消亡。因此，该研究所揭示的老上海海员这些具有不可再生、不可替代和不可逆的独特的生活经历，也算是为保存”见证了世界百年历史的活化石“在作一份贡献。

说起这些老上海海员定居利物浦的原因，其实也颇为无奈。

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英国轮船公司继续工作的上海海员回不去上海，香港经济也不容乐观，对于他们来讲，留在英国就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年轻的上海海员只能选择与当地姑娘成婚，以换取在英国的居留权。

二战后的英国，经济萧条，生活物资短缺，牛奶、鸡蛋、茶叶、白糖甚至衣服都要凭票证限量供应，长筒丝袜、酒等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变成了奢侈品。而对海员来说，搞到这些生活必需品却是轻而易举的事，他们随便从船上拿下来的东西，就可以令一个当地的小姑娘高兴好几天。所以，一个面临物资短缺困境的当地少女，如果能够与一个生活不愁的年轻的上海海员结婚，女孩还是比较高兴的，因为这意味着，她今后的生活可以无忧、可以改善。当下，很多中国人投资移民海外，以经济换取身份，看来与利物浦老上海海员当年获得居留权的方式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分别，只不过，老上海海员所走的道路可能更曲折一些而已。

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是“父母在不远游”，这个观念在20世纪初至上半叶依然十分深入人心。过去若不是为了生活，没有几个人愿意背井离乡。这些老上海海员都没有料到，原本只是为了赚钱养家，或是去国外看看新奇，却让自己一辈子在海外漂泊，并在不知不觉中再也离不开利物浦。尤其是过了70岁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扔下英国的亲人，没法抛弃有保障的养老生活和社会福利，再回到家乡去了”。

——今天中国社会的“进城一族”何尝不是如此?

还是古人说得好，“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白居易《初出城留别》)。

庄秋水(作家)在读：《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沈艾娣著)推荐理由：一本私人生活史

春节期间，家人团聚。在聊天、吃饭、玩耍，这些传统春节娱乐活动的间隙，断断续续读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1857-1942)》。看一百多年前一位乡人刘大鹏如何生活，他怎样和家人相处，如何读书，工作愉快与否(在未能成为一名进士后，刘大鹏以塾师为业)，甚至做什么样的梦……其中最有趣，莫过于看这位旧时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现代和传统不断互相激荡时，他如何赋予自己特定的角色，在自我认知和现实情状之间取得一种平衡。

20世纪的中国，在中西交冲六十年之后，改造中国——不仅要快、还要全变，这股浪潮灌来，淹没一切。用康有为的话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那是要以电掣风驰的速度新民、新社会、新中国。拒绝改变，就意味着衰弱、挨打，这套话语逻辑也被此后的万千国人接受，纳入对过去建构的框架之中。

可以说，刘大鹏的故事，是对上面那种国家叙事的反动。这样一个下层绅士的生活，那些琐屑的生活小事，细腻家常的情感，是一个人放下一切“公共人”的装饰，回到一个无拘无束的状态。哪怕他的自我形象塑造，实在也非常坦荡。

他打开一扇窗，让一百多年后的读者，可以代入式地理解国家大事(大到那些惊天动地的变化，小到地方上的因应措施)如何与日常生活接触，民众对此如何做情感上的反弹，和基于实用主义的理性回应。

读这本主要由个人日记为基础的私人生活史，我最大的感受是，当我们重建过去时，其实也是在建构一种关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历史其合理性和合法性，其实都不是绝对的，当然也非唯一。另外一个感受，是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那是不可想象的事。看来，我正在成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责任编辑：崔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