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怎样对待小偷的

张石张石，资深媒体人，著有《川端康成与东方古典》、《寒山与日本文化》、《东京伤逝》、《孙中山与大月薰：一段鲜为人知的浪漫》等，译著有《铃木大拙说禅》等。
导读日本人把小偷叫做“泥棒”，有一种解释说，“泥棒”一词的来源，是说那些偷东西的人怕被别人看出来，把脸上抹上泥，这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多年前我到日本留学，找到的第一份打工的工作就是在日本的超市做“保安”，煞有介事地穿一身日本保安公司的制服，在超市里抓对商品“顺手牵羊”，拿走后不付款的小偷。那身保安制服和日本的警察服装差不多，我还穿着那身衣服留了影。这相片邮回国内，以至于有一些人熟人一见面就问我：“你去日本当警察啦?”

那时在商店里进行这种“顺手牵羊”盗窃的人还是很多的，那家超市是连锁店，他们的总公司每年因“顺手牵羊”盗窃损失金额高达2000多万日元。我在工作中经常看到有些中老年妇女等，把商品东掖西藏，一看到我来了，就把商品掏了出来。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把对方抓获，并说他们是小偷的。我们在接受保安员教育的时候上司告诫我们：只有走过了收银机，要溜走，而且可以确认手里或身上的隐秘之处确实有没交款的商品时，才能上前抓获。

这样，要抓到一个小偷十分不易。由于我穿制服，想偷商品的人看到我就会把隐藏的商品拿出来，我也就没法去抓了。

那天我“巡视”时看到一位大婶，正把一双最少有45号的大鞋塞进了肥大的裤裆，正好赶上我走到她身旁，她抬头看见我，惊讶地叫了一声：“原来是警察先生”，然后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那双大鞋从裤裆里弄了出来，但是脸色镇定，不卑不亢，好像深知自己还远远没有满足当小偷的条件，我也只好笑了一笑，悻悻地走了。诸如此种原因，我的工作成绩一直不佳。

我们的工作分“制服组”和“便服组”，我被分配到“制服组”，明晃晃地让人一看就知道是抓小偷的，想偷的人都会和我们巧妙地“迂回作战”，让我们难以抓到把柄，但是和我一起工作的一位大妈，被分配到“便服组”，她身穿一身便装，手里还拿着一个超市里的篮子东张西望，就跟买东西的主妇一模一样，可谓“打入顾客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她的工作业绩是我们这些“制服组”的人望尘莫及的，有时她一天就能拿获6名小偷，因此大受领导褒奖。记得我离开那家超市6年以后再到那家超市去，仍然看到她挎着超市的篮子目光炯炯。

按法律说这些小偷就是盗窃犯，可以叫来警察把他们抓走，但是在我工作的那段时间，好像没有一个被抓住的小偷交送警察的，都是抓到办公室里，经过教育后，把要偷的商品的钱款如数交上，然后放走。有一次一名白发苍苍的老汉，偷了东西后被抓，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路也走不好了，店里还给他家里打电话，让夫人来把他接了回去。

日本人对待小偷似乎很宽容，我周围的同事和店员抓到小偷后，在一起议论时都说小偷如何如何“可怜”，认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才来偷盗的，特别那个白发苍苍的老汉，目送着他在夫人搀扶下走出去的蹒跚的背影，同事和店员们一阵唏嘘。

当然对于那些入室大盗切当别论，对于这样在商店里“顺手牵羊”之类的小偷小摸，日本人似乎恨不起来，虽然这类小偷不少，但是我在日本没有看到过日本人围起来暴打小偷的现象。

日本对小偷小摸的刑法一直不重，上溯到江户时代，虽然使用各种手段入室盗窃和破仓而入这样的大盗会被判死刑，小偷小摸的犯罪则处罚得较轻。江户时代治安很好，据有很多监狱10年都没有使用过，盗窃事件也极少，达到了夜不闭户的程度。许多到日本来过的外国人都证实了这一点。

1857年来日，在长崎教授医学的荷兰军医肴和内斯·彭博(Johannes Lijdius Catharinus Pompe van Meerdervoort，1829—1908)谈到在日本的生活体验时说：“从来没想过要给自己的房子上锁。”英国作家、旅行者、外交官劳伦斯·奥利凡特(Laurence Oliphant，1829—1888)，1858年随英国使节团访日，谈到在日本的感想时他说：“我们的房间从来不上锁，完全开放。在我们住宿的地方的旁边，有很多为我们服务的日本人，但是没有人会侵入我们的房间，尽管我们的房间摆放着许多无论是谁都希望得到的英国的奇珍异宝。我们使节团的人没有人说过有什么东西被人拿走，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东西。”(见http://d.hatena.ne.jp)

因此在江户时代的日本，不锁门的人家到处可见，如果是门户大敞四开，或家里没有人的时候，小偷进去顺手牵羊拿点小东西，只会被处以在手腕上刺青存证及鞭挞等较轻的惩罚。在明治时代，单纯盗窃属于轻犯罪，处以2个月以上4年以下徒刑，现行刑法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万元以下罚款，但是像在商店里“顺手牵羊”这样的小偷小摸，只要没有惯犯的记录，遭起诉的很少，一般都是交出所偷物件的款项了事。

从日本民众一般的感情来看，不知为什么，小偷总有一种倾向于滑稽角色的感觉，日本人把小偷叫做“泥棒”，有一种解释说，“泥棒”一词的来源，是说那些偷东西的人怕被别人看出来，把脸上抹上泥，这会让人觉得滑稽可笑。有一次我遇到一名警察，谈起小偷是称小偷“泥棒桑”，翻译成中文就是“小偷先生”，不由地让我失笑。

在日本文学中，还有一些把宽容小偷作为一种“风雅”的作品。

日本江户时代曹洞宗僧人、诗人、书法家良宽曾留下这样的诗：

盗人匆匆去，

留下满窗月。

据说这是小偷进入他家盗窃后留下的和歌。

小偷半夜进入良宽家偷东西，但是没想到良宽家家徒四壁，正像人们所传说的巴尔扎克的故事那样：一天晚上，巴尔扎克被一阵声音吵醒，他睁开眼睛后，发现有一个小偷正在翻他的抽屉，他哈哈大笑地说：“我在白天翻都翻不出钱来，难道你在晚上还能找到钱吗?”

进入良宽家的小偷也是一样，什么也找不到，醒来的良宽看到这个失望的小偷，觉得很可怜，就把自己仅有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了他。小偷推开房门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没来得及关门，月光如水洒在良宽的房间里，良宽诗兴大发写了上面的和歌。

据说还有一次，小偷来了之后，良宽不仅没有抓他，而且惦记着小偷走了之后的境遇，他写下了如下的诗作：

心念旅途人，

今夜可安寝?

夜黑寒风紧，

何处寄其身?

他不仅不恨小偷，而且还为小偷在这滴水成冰的夜晚如何过夜而担忧。

江户时代中期俳句家太祗有一首俳句这样写道：

欲取园中梅，

园主怒斥责。

转身自折枝，

馈赠盗花者。

这首俳句是说，一个人看到人家梅园里的梅花开得美丽，就想偷一枝，没想到这家梅园的主人正在园子里，看见了这个人要折花，大声斥责到：不许折花。过了一会儿，那个主人心思一转，对他说：想要花就进来吧，而且自己折了一枝花送给了这个盗花者。

这使我想起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主人公孔乙己常说的话：“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而在太祗的俳句里，喜欢花的人，被梅园主人看做是懂得风雅的人，偷花不算偷了，但是和孔乙己不同的是，孔乙己惨遭吊打，这个盗花者却获赠梅花。

日本人虽然对盗窃比较宽容，但是并没有因为宽容而使盗窃案件增加，盗窃犯罪连年减少。据日本警察厅公布的资料，2015年已把握的刑法犯件数为109.9048万件，为战后最少，而在减少的部分中，有90%是盗窃犯罪。这一资料也显示，在犯罪者中，65岁以上的高龄犯罪者在全体犯罪者中人数最多，达19.9%，而且有一半以上是在商店里“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于是有许多学者开始探究高龄者犯罪的原因了，发现大多数是因为“生活贫困”，这又引起了社会对盗窃者一阵同情，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大都认为：比起研究如何严加惩处小偷小摸，应该更重视解决高龄者的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