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的躁动”阻滞中国社会转型

中评社香港1月14日电/美国《侨报》1月13日载文《“繁荣的躁动”阻滞中国社会转型》，摘要如下：

由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主笔撰写的“2011年度中国社会进步研究报告”近日发布后受到舆论关注。这份报告提出，中国当前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是外界所担心的改革处于停滞状态，而是“转型陷阱”。

何谓“转型陷阱”?在孙教授看来，主要表现为：经济亢奋导致畸形发展;既得利益集团借改革之名，将自身利益扩大化和合法化;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并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以及“维稳”思维激化社会矛盾;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社会道德底线失守。

事实上，对于“转型陷阱”的研究，孙教授和他的团队从2005年就开始了，只不过那时有些“症状”还不那么明显，普罗大众尚未觉察出来。

1991年12月25日，随着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彻底解体。一个庞大国家及其执政党就这样在“转型”中消亡。苏共的教训时刻警示着中共。早在10年前，北京的国家智囊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展开了“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赶在去年苏共亡党20年和中共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凝聚十多位专家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思考》专着在北京正式出版。这个由社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慎明担任组长的课题组研究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之一则在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苏共领导集团不仅没有抓住“转型”的机遇，更脱离、背叛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无论是孙立平教授及其研究团队，还是李慎明院长和他的课题组，应该说，多年来北京的学者们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现状、难点、热点、未来方向、乃至古今中外历史经验和教训之研究分析还是非常敏锐、理性和客观，不乏真知灼见。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出来的一些现象、遇到的问题，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其实不是什么新问题或独特症状，而是社会经济繁荣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结构以及维系该结构的各种制度性的东西不配备。换句话说，当物质繁荣和社会财富增长到打破当时社会成员之间的相对平衡状态，并影响原有社会结构稳定时，社会矛盾或者说社会不安感就会出现，无论是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还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及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七八十年代的日本等，都多多少少有一个相同的社会症状——繁荣躁动症。

引发“繁荣躁动症”的根本原因既不是物质匮乏，也不是财富增长太多，而是物质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或者说财富分配不能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期望。这也是为什么最近1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庞大了，百姓的生活水准提高了，但却没有多少人感到幸福;政府的财政收入越增越多，反而感到越来越缺钱花了;高校招生越来越多了，高考竞争反而越来越激烈了;医院越盖越大、医生越来越多，但人们看病却越来越难——因为大家的期待值更高了、不公平感更强烈了。

所以，疗治“繁荣躁动症”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当局必须及时调整社会管理中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制度和机制、以公平公正为最高原则，以公开透明为基本手段，合理化解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疏导社会情绪。尤其是政府，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决不能借公权力之威，以“增加财政收入”为名，行替少数群体“谋利”之实。

作为社会公共管理机构，政府不应该有“私利”，政府的最大利益就是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以及维护保障社会运行的法律法规和公平正义原则不受侵犯。如果政府谈“利”甚至与民“争利”，那就会背离了执政的基础，走到人民的反面。

二是在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增加民生产品的供给、尽可能满足百姓日益增长需求的同时，引导民众的期待愿望，认清现实，倡导合理消费，尤其不宜人为刺激和推高民众对物质追求的欲望。人的欲望无穷无尽，何时才能完全满足?当然，这不是说要“禁欲”，而是说决不能为“物欲横流”的社会风气推波助澜。

中国古代有句话非常好，“富贵不能淫”，在物质繁荣时代的民众能否理性，心态不失衡，首先要看以社会精英群体构成的主流社会是否理性;主流社会是否理性，其标杆则在政府及其官员群体。

对物质的过度迷恋，反映在政府层面是官员对GDP和财政收入的追求，反映在民间是民众对奢华、大牌和纸醉金迷生活的嗜好。走出“繁荣的迷雾”，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反之，便会是加大转型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