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国资委争议背后:国家管理资本or资本主导国家

只闻其声，未见其形，仍处于调研阶段的“金融国资委”已招来热议。

今年全国两会以来，伴随对银行业高利润的质疑，数额庞大的国有金融资产如何优化管理，以及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如何深化改革，渐成焦点话题。需不需要“金融国资委”?“金融国资委”如何构建?舆论或支持或反对，似乎泾渭分明，有点势不两立的架势。

大家为什么关心这个拟议中的机构?数据说明问题。截至2011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资产总额11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国有资产是大头。国家外汇储备已达3.2万亿美元。再加上证券公司、保险业、基金、信托、邮政储蓄等数万亿元金融资产中的国有份额，还有一些大型央企兼营的金融机构积累的资产，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金融业国有资产总额已高达150万亿元人民币。

与“金融国姿委”相比，有人把目前监管国有实体企业的国资委称为“产业国资委”。2002～2011年，直属国务院国资委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如加上地方和部委的各类国企，据估算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100万亿元。

仅从数量上看，“金融国姿委”即将统筹管理的资产总量，可能远远超过“产业国资委”。

按当下体制，如此庞大的金融资产仍处于“多头管理”状态：财政部、中央汇金公司、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从各自不同的立场“既管钱，也管事，还管人”，显然不尽符合“裁判和运动员要分开”的市场原则。

这正是构建“金融国姿委”的客观需求。如能明确国有金融资产的出资人角色，让“金融国资委”对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负责，通过董事会对金融机构的重大决策和战略方向施加影响，而将日常的具体金融业务“交还”给市场和企业，并强化“一行三会”的监管人定位，从而释放金融机构的市场活力，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

质疑金融国资委的声音，主要是担心这个“庞然大物”再次变成处处伸手、事事过问的“婆婆”，对市场行为干预过多，反而会窒息金融机构这些“媳妇”的自主性。

其实，从“产业国资委”成立以来的运作经验看，央企的活力恰恰是在李荣融这个“大管家”抓大放小、有进有退的妥善“关照”下，才实现了高速发展。因此，此类担忧似不必过度。至少不应忽视管理层多年来在市场中积累起来的管理智慧。

那些对国企发展抱有强烈成见的批评者，似乎认为任何加强国有资本力量的举措，都是“违反市场规则”的方向性错误。相反，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后，给那些大型私有金融机构大开绿灯，不惜损失美元的信用也要滥发货币，给金融寡头们填补亏损的血窟窿，这在有些批评者眼里反而是默许的“遵循市场规则”了。诸如此类的“双重标准”，显然缺乏说服力。

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对市场竞争的真谛，不能说完全把握，但其方向是坚定的：不同所有制的主体，按照历史形成的具体国情，都要在竞争中焕发活力，并通过市场实现优胜劣汰。

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从本质上说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都依据其各自不同的能力和特性，在细分的市场环境中展开博弈。而最终，它们都应与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保持一致。

相对而言，在公益性、自然垄断性、部分资源性、关系国家安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性领域，在一些重大工程项目领域，还有那些需要与垄断性跨国公司制衡的领域，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大的国家责任。

这一进程中，那些做大做强的优秀私营企业，一旦达到一定的市场高度，比如华为等，其企业行为事实上同时具备了国家特性。

要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筹办金融国资委的动议，就不会陷入“双重标准”的扭曲纠结中。

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金融国资委”的筹办，是理顺国民经济体系中虚拟资本与产业资本不协调的必要步骤之一。国有金融资产要发挥主导作用，要让金融业回归本位，服务于实业的发展，而不能出现美国那种金融利益集团绑架经济的局面。

其实，一段时间以来对国内银行业高利润的批评，也说明国家对于金融业“自我异化”保持了相当的警惕。

通过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经股份化改制，进而上市，转变为全球化的公众公司，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层面已经市场化。但是，在相对实力增强的同时，这个市场主体不能异化成垄断性的“市场怪兽”。不能把金融业高利润建立在其他产业，尤其是实业委靡和萧条的基础上。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底线。

如果说温州启动民间金融改革实验，是激活国家金融体系“毛细血管”的重大突破，那么金融国资委的建立，则是疏导国家金融系统“主动脉”，让金融“血液”有效促进经济肌肉与骨骼成长的必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