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中“天价出租”的病根究竟在哪儿

□特约评论员 吴 乔

北京大暴雨，照鉴了一些人的美，也照出了一些出租车司机的丑——— 当天，他们做出了两个令人心寒的举动，一是缺位，因暴雨滞留在机场的人们发现，出租车等待区空空;一是涨价，20公里左右的路程，要价三四百甚至更多。

出租车业是公共服务行业，还拿着政府也就是纳税人的补贴(北京市发给出租车每车每月905元的油料补贴费)，然而在公众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出租车反其道而行之：撂挑子、趁火打劫，致使出租车的公共交通运营多处于瘫痪状态。

然而，面对出租车行业的这些行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的还真不少。有的说，暴雨中出车，隐藏着不小的风险，这些风险最后要由司机来扛，出租车公司不会分担;有的说，涨价是对风险的提前赎买，这也符合经济规律，稀缺了当然就要贵了。这些“撑腰说话”，或许在各自的小逻辑里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一点却是无法回避的——— 漠视公共服务行业的职业道德。

而把出租车司机开脱之后，找出来的病根就是公司垄断经营，仿佛一变成个人经营，问题就不会有了。应当说，公司垄断经营是造成出租车行业许多问题的根本弊端，根治之法在于打破这种模式，探索多种模式并存的新的经营方式。然而，实事求是讲，把暴雨中的出租车缺位与涨价归罪于公司垄断经营，病根找错了。

也许一些人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就是既然缺位与涨价的原因是担心风险，怕公司不扛而由自己扛，那么，在出租车经营权归个人以后，岂不是仍然要扛这个风险?一切都要自己掏腰包，在暴雨等灾害面前，个人出于趋利避害的选择，更会在家“猫着”或趁机涨价捞上一把。

有人会说，可以加强对个体司机的管理，用一些规定进行约束。然而，在公司都无法实现有效管理的情况下，这种政府管理又有多大效用呢?事实上，在暴雨等灾害面前，公司作为一个组织架构本应比个人具有更大的行动力，政府也本应有更大的强制力。遗憾的是，这一切都缺位了。

缺位与涨价，当然是司机的自私选择，表明其缺乏公共道德与职业道德。这是那些出租车司机受到的应有指责和批评。我们当然也不能仅把板子打到出租车司机身上，在批评他们的同时，更应批评出租车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缺位。暴雨中，司机缺位与涨价真正的病根正在于此。

从政府管理部门来说，在暴雨等极端情况下，担负着保证公共交通体系畅通的职责，必须对此做出有效应对，而不能放任不管。在今年春节破五时，许多人对首都机场拥挤的人群仍然心生恐惧，这种感觉和暴雨夜人们在这里茫然无助是一样的。管理部门的失职，使公众的救助失去了根本性的制度机制保障。倘若政府部门有应急办法，针对这种特殊情况下的交通运行出台相应制度，又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作为出租车公司，比个人有更强大的应对灾害的能力，在灾害和特殊情况下，理应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而不是坐地收银、其他不管。倘若公司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司机全部免责、免费，并给予奖励，出了一切问题都由公司扛而不是司机扛，但前提是司机必须全勤在岗。如此，相信缺位和涨价的问题将大大减少。

当政府管理部门不作出这样的强制性要求，出租车公司当然也就乐得清闲，该担的责就不担了。如此卸责，司机当然也不能独自承担，结果就只好让乘客独自孤立无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