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当前,在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情况下,稳增长摆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而保持投资规模合理增长是稳增长的必然选择。有人会担心,是不是又要出台新一轮大规模刺激政策?加大投资力度会不会成为转方式、调结构的障碍?从历史的经验教训看,这样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但需要我们立足于当前实际进行理性分析。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助推剂。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它作为重要的投入要素不可或缺,而且还表现在投资是技术进步的载体,任何技术成果的应用都必须通过某种投资活动来体现。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对投资高度重视。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投资越多越好。投资的增减必须符合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必须与消费等其他拉动力相协调。如果投资率过高,不仅会导致经济过热,形成“泡沫”,而且会使得各方面条件难以承受,造成经济大起大落。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如果长期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显然会加大经济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世界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低迷可能是一个长期趋势。从国内环境看,当前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二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6%,创多年来新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稳定投资是关键。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外需往往受到许多不可预料和突发性因素的影响,其变化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因此,立足扩大内需是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需要,而作为最大国内需求因素的投资,必须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只有这样,才能支撑经济平稳发展、保持就业总体稳定,才不至于出现大的波动。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见效最快,对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而且,我国尚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设备更新升级、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都存在着巨大的现实投资需求。国际经验也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的增减变化存在着倒U字形规律,即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投资在国内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并处于高位。这些都说明,目前阶段我国在民生、新兴产业等很多领域仍有广阔的投资增长空间,继续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速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保持投资合理增长,非常紧要的是注重投向、结构和效益,要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科学发展,防止走过分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从多年经验观察,有的地方、行业和企业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感受不深,又不善于在宏观指导下认识并把握好投资“量”的增加与“质”的提高的关系、政府有计划投资和市场自发投资的关系,这正是造成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经济忽冷忽热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要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的同时,不断优化投资结构。当前,关键是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不容否认,很长时间以来,谈投资往往更多地指向政府性投资,民间资本在一些垄断行业的发展空间比较窄小,“玻璃门”、“弹簧门”现象仍大量存在,“不能投”的状况极大制约了民间投资活力的迸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民间资本积累很快、总量很大,对市场更敏感、对风险控制更重视,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有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有利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稳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因此,保持投资合理增长,要努力落实好业已出台的“新36条”实施细则,更好地发挥民间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政府性投资则应主要发挥导向性作用,引导民间投资更多地投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市政公用和社会服务等领域。
促进投资结构的不断优化,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内容和抓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统筹协调好投资、消费之间的关系,着力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因此,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应把政策重点放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上,努力将稳定投资与实施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与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与结构调整、技术改造、产业升级结合起来,与开拓新兴市场结合起来,防止投资向高耗能、重复建设等领域转移,切实做好投资的“加减法”。这是解决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需要,也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顺应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马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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