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1962

50年前，中国刚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走出来，三年间，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饥馑，至今没有确切数据，后来的正史将这一段旷世灾难称作三年“自然”灾害。

作为一个中部省份，安徽省在大饥荒中人口非正常死亡达数百万。正因为如此，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中央工作会议)上，安徽省领导受到重点批判，而此前在安徽省推广的“责任田”制度，也夭折在这场大会上。

历史充满了戏剧性，16年后，改变中国命运的“包产到户”也恰好诞生在这个省份。

饿殍与谎言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确认安徽饿死数百万人，主政安徽的第一把手曾希圣对此负有直接责任。

但是此前，如同皇帝的新衣，大规模饿死人的事情无人指出，偶有“天真的孩子”说破，旋即被打成反革命。1959年被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安徽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张恺帆是最著名的例子。

“张恺帆是安徽无为县人，参加革命早，早年参加无为县暴动。他在省委负责统战工作，反映了无为的饥荒情况，结果被打倒。我大跃进期间见过他，给我的印象不错。”参加七千人大会的原安徽凤阳县委书记马维民对笔者说。

张恺帆因目睹家乡安徽无为县的饥荒现实，而提出解散食堂等主张，结果为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安徽省省长黄岩所不容。这是大跃进期间安徽省非常著名的政治事件。

马维民曾参加过1959年批判张恺帆的大会，但没有发言。“那时批判他‘为三面红旗抹黑’，是‘安徽的彭德怀’。批判张恺帆时，我们这些干部很矛盾，农村到处是妇女子宫下垂、浮肿病，死了很多人，但又觉得毛泽东是对的，彭德怀和张恺帆是给毛泽东和总路线抹黑。我们都不敢正视现实。”

那个时候，政府官员们似乎都患了失明症。马维民的一次亲身经历，很能反映那时官僚的冷漠和自欺欺人。那是在安徽定远县，马维民参加安徽省里组织的一次养猪大会，几十个人一边走一边开现场会。浮肿病人那时会被集中在一起，略微给补充些营养，但并不足够。他们看到一个农民在田埂上走着走着就倒了下去。他们装作没有看见，继续边走边开会。“不像现在会上去扶起来，那时都不管他。”

饥饿而死的人越来越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曾希圣开始考虑实行“责任田”。

张恺帆晚年在回忆录中，也专门提到责任田的问题。“历史上许多问题是错综复杂的。1960年底1961年初，安徽情况越来越严重，饿死的农民数急剧增加，曾希圣着急了，急中生智，搞了个‘包产到户’。但这不是曾的版本，出主意的是张祚荫。”

张祚荫1959年4月至1969年10月任安徽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农办副主任。按张恺帆的说法，曾希圣找张祚荫商量解决办法：“现在群众没有饭吃，你看怎么办?”张祚荫提到他此前下乡时看到的景象：有一户人家，因为儿子得了肺痨病，为防止传染，就一家人孤零零迁到附近山上开荒种田，因此避免了公社化，事实上成了单干户。也因此在四周围家家没饭吃的环境中，他们还过得不错。张祚荫因此建议说，“你看能不能把田包到户去种?”

“包产到户”——也就是责任田开始在全省推广开来。“有两个县，舒城还是肥西记不清了，没有搞责任田，书记还受了处分。”张恺帆说。

中央的默许

张祚荫所说的这个得肺痨病的人，指的是宿县褚兰镇农民刘庆兰的儿子刘自立。戴兴华曾撰写《刘庆兰父子首种责任田调查记》，对此有详尽表述：“1961年初，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祥荫到蚌埠专区蹲点，来宿县视察工作。(安徽省水利厅厅长)孙禹和向他详细汇报了刘庆兰的事以及县里、公社的不同反映。张柞荫对宿县在1960年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深为了解。听了刘庆兰的情况，他深有感触，想不到就在宿县严重缺粮的1960年，竟还有这么一位老农能向集体上交一两千斤粮食。1961年2月，曾希圣来蚌埠视察，向蹲点的张柞荫谈了他设想的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办法。张祥荫向曾希圣详细汇报了刘庆兰事迹以及刘庆兰提出的包工包产到农户的建议。曾希圣当即肯定刘庆兰觉悟高，走的是社会主义的路，并十分重视他的建议。于是，刘庆兰的事迹被宣传开来。”

曾任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陆德生曾在《江淮文史》刊发《安徽责任田兴衰的轨迹》，对上述事件却有另一番表述。

陆德生提到，曾希圣1961年春节前后在蚌埠召开农村蹲点负责同志汇报会，张祚荫介绍了刘庆兰的事迹，并提及刘庆兰建议最好把田包给社员种，不然生产搞不好，“这个事例对大家启发很大，在曾希圣头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各方面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不断反映上来，充分表明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从上海来安徽，路经全椒县，在与一些老农闲谈时，他们就要求包产到户，责任到人，并且还质问：为什么不相信农民，不敢把田包给他们种。安徽省委还曾召开过劳模座谈会，就实行‘责任田’办法征询意见。曹满凡积极主张包产到户，杨桂林也很赞赏这个办法。应该说这时在曾希圣头脑里已经形成了‘责任田’的大体模式。”

“安徽搞合作化大锅饭，粮食年年减产，曾希圣就想搞责任田试验，分田到户。结果一试发现有效，比大锅饭放开肚皮吃好，他认为这样才能恢复农村元气，就开始推广。曾希圣和毛泽东关系好，长征时翻译国民党的电报很厉害，毛泽东信任他。责任田的事，他也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没反对。”七千人大会代表、原安徽第一纺织印染厂党委书记冯希仁对笔者说。

责任编辑：王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