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认识

——访财政部综合司徐利博士

提要：经济质量提高是税收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税收增速高于现价GDP增速，恰恰说明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迈出了重要步伐。我们应全面认识税收与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在转方式、调结构上取得新突破。

税收是国民经济的“寒暑表”，能够真实反映出国民经济增长状况。近年来，出台了不少有含金量的减税政策，但我国税收增幅仍较大，并远高于GDP增速。在多年来持续减税政策支持下，税收增速依然超GDP增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认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这些年我们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对税收产生了哪些影响?解决好这些热点问题，不仅有助于帮人们澄清认识，也有助于更好地发挥税收的功能，进一步推动税费制度改革。为此，记者采访了财政部综合司徐利博士。

“做减法”是近年来税改主基调

记者：近10年来，我国在税费改革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但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因远远高于GDP增速而备受议论。如何评价我国税费改革的成就?

徐利: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因远远高于GDP增速而备受诟病，几乎成为企业和居民负担加重的有力证据。但事实并非如此。回顾税制改革进程，我们可以看出，“做减法”是近些年来税制改革的主基调。1993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减税、减费政策可以说是税制改革的大趋势，其中不乏一些影响意义深远的改革举措，这在最近10年表现得十分明显。比如，2007年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3%降低到25%。又如，2009年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企业当期购入固定资产所付出的款项，可以不计入增值税的征税基数。再如，2011年7月，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还比如，2012年1月，在上海启动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改革等等。新增的政策性增税因素，要么在试点过程中，如房产税试点改革;要么实施范围很窄，如仅对原油、天然气两种资源品实行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要么由费改为税，只是形式上的变化，总体看并不加重实际负担，如燃油税改革。总体看来，我国税费制度改革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为企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转方式是税收高增长的重要变量

记者:在多年持续的减税政策环境下，税收依然超经济增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税收较快增长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徐利:支撑税收较快增长的原因有很多。一般认为有国民经济基本面向好、企业效益好转、物价上涨、加强征管，以及税收与GDP核算方式不同等，这些多是静止地看待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隐含了一个基本假定，即发展方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一直将调结构、转方式放在重要位置。因此，在分析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更应从动态的角度观察，重视增长质量与效益对税收的影响。

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税收收入增长效应可分为4种情况：一是从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经济自然增长中获取，即所谓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模式下的税收收入增长效应。二是在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同时，由技术和管理创新带来的经济内生增长,即所谓内涵式经济增长模式下的税收收入增长效应。三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外需协同拉动转变时的税收收入增长效应。在出口退税减少的同时，由国内销售增加共同作用下的税收收入增长效应。四是税收政策变化带来的增长效应。

模型测算表明，在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下，税收增速与现价GDP增速基本保持一致;在内涵式经济发展方式下，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会明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企业所得，社会总产出也会有较大幅度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在内的间接税增速与GDP增速大体一致，由于所得税实行自动累进税制，其对税收增速产生较大贡献。因此，总体看来，税收增速会明显高于GDP增速。以2011年为例进行分析，我国现价GDP增速为17.4%，税收增速为22.6%，其中，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增速为18%，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增速分别为30.5%和25.2%，在所得税带动下，税收总收入实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在内涵式经济增长与内外平衡发展战略叠加的增长模式下，除了上述增收因素，在产量既定的情况下，出口份额收缩，内销比重增大，也会直接导致国内增值税、消费税等税收增加和出口退税减少(财政收入的减项)，从而税收增速表现为远远快于现价GDP增速。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应成为我国近年来税收收入较快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近些年来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受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和我国转方式紧迫需要的双重影响，我国经济逐步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内外需协同拉动转变释放出的税收收入增长效应开始持续显现，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我国税收收入的较快增长。

记者：在我国，同是GDP产生大省，为什么税收收入会有较大差异?税收地域分布主要由什么决定?东部地区税收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比重近七成，与东部经济结构调整有何关联?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应如何发挥财税政策的重要作用?

徐利:的确，我国税收地域分布差异较大。从绝对量看，税收地域分布严重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税收收入规模大体一致。

如果一个国家税制、税权相对统一，不同地方税收收入规模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一是受产业结构影响。从税收综合负担率看，由于行业税负不均衡，加上地方产业结构不同，即便GDP总量相同，税收规模也不会一致。比如，农业是弱质产业，税收贡献度较低，如果一个地方的农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则其税收收入总量将受到一定影响。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质量。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税收收入变动影响较大，相比粗放型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式经济增长与内外均衡协调增长将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三是与经济增长态势有关。以资源型产业密集地方为例，由于极易受外部经济影响，地缘政治、经济景气状况影响下的煤炭和原油等资源类产品价格波动较大，价格高低变化直接推高或降低税收收入总量。而不变价GDP的核算方法是扣除物价变动的实际产出量的增长，换句话说，只有“量增”部分计入当期GDP，而“价增”部分并不计入。这样一来，资源品价格高企时，该地区税收占GDP比重会明显升高;在资源品价格回落时，税收占GDP比重下降幅度也会较大。

税收地域分布的另一影响因素是税制，包括税收管辖权、税收优惠政策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东部地区占取了发展先机，这使得东部地区在赢得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的同时，也为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根据上述税收地域分布影响因素可知，我国税收地域差异较大主要原因是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并非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内在地扩大了这种区域差异。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优先发展战略使之产业结构逐步优化，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相对较高，由此，导致单位GDP税收贡献度也相应较高。我国东北、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单一，高能耗、高污染的资源和能源型产业占比过高，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型产业依赖较大，单位GDP税收贡献度相应较低。比如，山西省仅煤、煤焦、煤电、煤冶在工业增加值中占比高达85%左右。缩小税收地域差异的关键在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一点对于中西部地区尤为重要。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推进生态功能区建设，由“输血式”扶持向“造血式”扶持转化，提高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使形成税收地域差异的经济要素桎梏得以缓解。

结构性减税重在做好“减”字文章

记者：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更趋复杂，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居民现实消费能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都要求我们做好结构性减税这篇大文章。结构性减税应该如何减才更有利于实现稳中求进的目标?

徐利: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和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为此，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从即期效果看，应有助于扩大企业投资意愿，提高居民现实消费能力;长期看，结构性减税要与税制改革与完善相结合，要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

结构性减税重在“减”字上做文章。一是减间接税。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业投资产业的税收优惠力度，比如，提高再投资用于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比重、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直接的所得税减免等措施;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将消费型增值税逐步扩大到现代服务业，减轻第三产业综合税负;降低现行农、林、牧、渔业及主要粮食产品加工行业增值税税率;根据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应加大城乡居民消费品调查，重新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及税率。另外，还应降低商品流通环节税费。商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流转环节越多，就越会出现层层“扒皮”现象，由此直接推高商品价格中所含的间接税。因此，有必要减少商品流转环节，降低商品流通、仓储企业税费负担，降低流通成本。二是减直接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普遍面临“三高一低”现象，即企业用工成本高，原材料、燃料价高，企业融资成本高、产品销售量低。应减少不必要、不合理的收费项目，适时加大对小型微利企业、高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减税力度。三是简化程序。目前，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程序繁琐，认定标准较高，难以适应现代企业内部增长与外部兼并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做大做强。因此，应从简化程序，降低门槛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完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

财政支出结构尤其值得关注

记者：全面认识税收和经济增长关系，还应更加关注税收收入的使用，即财政支出结构。只有支出结构合理了，才能发挥好税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助力经济增长。

徐利：是的。关注税收和经济增长关系，不仅要从税收筹集资源的角度分析，还要从税收使用层面来分析，即优化财税支出结构。当前，我国社会事业发展欠账仍然较多，社会保障收支存在结构性缺口，教育、科技、农业等刚性支出压力较大，卫生、医疗、社会保障、文化、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入还不能满足需要，收入分配差距还存在继续加大的风险。因此，我国在推动税制改革，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切实提高公共资金效率，以真正发挥税收的功用。要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增加与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继续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加大政府对居民的实物转移力度，促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提高资金效率方面，对财政部门来说，关键是提高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对支出部门来说，重在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