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与信用卡消费
尽管有“赌城”之称的是澳门,但香港也因地利,在犯罪分子通过赌博洗钱的过程中起到了中转作用,正如上述131亿港元洗钱案件中,便涉及到来自澳门的资金。
最近一起案例显示,一对居住在居屋(保障性住房)的中年夫妇,七年来从未报税,但在其中五年内两人名下五个银行账户滚存高达1.3亿港元资金,且两人拥有两处房产。
案情显示,43岁的男户主施东林在澳门某赌场担任“叠码仔”(赌场中介人 ),他从2006年开始在北角城市花园一住宅单位内协助经营专门接待内地客户的非法赌档,两年内赚约800万港元,他和其妻柯沙莉则利用名下5个银行账户为客户清洗共1.29亿港元黑钱。由于该案不涉及国际犯罪集团,两人最终分别被判入狱18个月和15个月。
受内地加大反贪力度影响,在港上市的澳门赌业股股价持续受压。据英国《泰晤士报》援引内地执法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中央计划在2月末开始打击被称为“叠码仔”的澳门赌场中介人,以遏制内地贪官和不法富豪通过中介进行洗黑钱的活动。
此外,当不少人惊叹内地游客在境外的消费能力时,可能没有想到通过在境外使用信用卡消费或提现,也能将黑钱洗白。人行的研报指出,一方面腐败分子可在境外大量消费或提现,另一方面在境内贪污受贿并以赃款还款。信用卡和银联卡在为境内人员出境观光旅游等消费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为境内腐败人员跨境转移资金提供了便利条件。
香港犹豫反洗钱
面对无孔不入的洗钱活动,香港监管机构一直在试图努力捍卫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但反洗钱研究人士指出,反洗钱若过严对金融服务业发展是有影响的。上述那位券商董事总经理则称,如果全世界没有洗黑钱,股、债、期货等金融产品的成交量甚至有可能减少三分之一。
从香港的角度来看,既要避免成为“洗钱天堂”,又要保持其金融服务业的活跃,这一平衡,实难把握。
一位在中资银行香港分行担任客户经理的人士向本报介绍,香港银行的反洗钱工作一般包括对前台人员进行反洗钱培训、在客户开户时“了解你的客户”,以及在大笔资金交易发生时,客户经理需要了解交易背景,若有怀疑则立即向法律合规部和其上司报告,再由合规部向财富情报组报告。
她说,在了解客户过程中,“如果是政治人物我们会提高警惕,有一种客户我们相对放松些,就是有央企背景的企业”。但据上述知情人士称,国企央企背景的客户实际上并不安全。
根据香港2012年4月实施的《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条例》(下称《打击洗钱条例》,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明知而违反指明条文,最高可被判监禁2年及罚款100万港元。如出于诈骗而违反指明条文,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监禁7年及罚款100万港元。
但上述条例实施以来,尚未有金融机构或金融中介被处罚或遭检控。涉及131亿洗钱案的集友银行,也只是受到现场审查而已。
《打击洗钱条例》实施后,因洗钱被定罪人数和被追讨并上缴政府的资金却呈下降趋势。根据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向本报提供的数据,去年1~11月洗黑钱检控案件为136宗,洗黑钱案定罪人数为147人,追讨上缴政府的金额仅为1597.8万港元,均是过去五年以来最低。
杨艾文认为,从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和检控数据来看,很显然香港的执法力度难以追上实际情况,警方只能跟进一些典型案例,比如131亿港元的洗钱案。
“事实上仍然有这么多的洗钱活动在香港发生,显示着犯罪分子已准备好冒险,即便可能会导致在监狱里蹲几年,但一旦放出来他们就仍能享受到已经成功转移资金的好处。”杨艾文说,香港应增强反洗钱方面的震慑力,比如加大刑罚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收缴犯罪收益的强度。
还值得关注的是,香港目前正就《公司条例》进行修订,拟以保护隐私为由,禁止公众查阅公司董事住址和身份证号码。杨艾文称,不管是否为了保护董事隐私,透明度的减少对反洗钱都是有害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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