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
杨国英专栏
10月1日,曾参与编写财经畅销书《增长的极限》的挪威学者乔根·兰德斯,携新书《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在北京举行首发式。
在这本书中,兰德斯认为,“2052年,中国的人口会更少,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都将为现在的5倍,中国可能会进入一个像日本在1955年到1990年赶超西方的状态。中国将走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前边,世界经济的中心也将和平地交接到中国。”
兰德斯的上述观点,无疑会令国人备受鼓舞,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激荡沉浮数百年之后,终于可以在未来40年后重新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
以我国经济既往发展增速推测,兰德斯的上述观点,其实并无夸大之辞。在过去30年中(1983—2012年),美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速约为1%,而同期我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速却达到近7%(以美元计),这就意味着在过去30年中,我国人均收入年均增速比美国高出近6%。再论经济总量,1983年美国G D P为3.54万亿美元,同期我国G D P约为0.24万亿美元,其时中美G D P比值约为1:14.7,但30年后(2012年)中美GDP比值却已缩小为1:1.8。
再以此发展增速进行测算,我国人均收入可能用不了25年就可以增加5倍,30年后就可以接近美国人均收入,经济总量在2020年后就可以赶超美国,2035年前后则将是现在的5倍。如此,兰德斯所言的“2052年中国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均将为现在的5倍”,不仅没有夸大,似乎反而偏于保守。
但是,这种测算方式,是典型的经验论思维,是建立在中美两国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增速均僵化不变的基础上的。
任何一国经济的发展,均不可能永远是线性发展趋势,而只可能是动态的非线性发展趋势。事实上,无论是我国还是美国,未来经济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抛开美国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论,单论我国经济的现状,其过去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以及其内在驱动力,当下均已明显弱化———我国G D P增速2012年和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仅分别为7.8%和7.6%,持续递减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而支撑经济增长的内在要素资源,无论人口红利的优势还是廉价的土地、资源等,当下亦均已不复存在,故而,据此形成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模式,其边际效率的持续递减亦已不可避免。此外,再加上欧美等发达国家外部需求的大幅降低,我国当下经济状况事实已经不容乐观。
当然,在我国此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下,未来10年内,我国经济仍有可能保持5%以上的增速。可是,如果缺乏内在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变,在这一高速惯性消减无力之后,我国经济极可能会面临较长时期的停滞。
所以,兰德斯所认为的“2052年中国将走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前边,世界经济的中心也将和平地交接到中国”,其实是一个极具误导性的伪命题。如果因此过于自信,而延误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时机,我国未来经济不仅不可能“超欧赶美”、“问鼎全球”,相反,却极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持续难以自拔。
再者,2052年我国能否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不仅取决于其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人均收入、贸易总量等,更取决于我国未来的商业文明、法律法治、人文精神等软环境实力,能否契合未来商业全球化的内在包容性。
2052年,距今还有40年,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大周期而言,这是一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跨度。40年后,我国经济将倍增到何种程度、将在全球扮演何种角色,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臆想的必要。行动才更具力量,当下我国急需全面启动新一轮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以此激活我国经济的内生活动,如此,我国经济现状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扭转,我国经济未来亦才有可能迎来金光大道。
(作者系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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