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雨暴露中国城市化之弊

每一年的雨季，总有那么一两场大雨，让整个北京狼狈不堪，损失惨重。每一年任凭舆论哗然，政府也会信心满满地告知，下一次绝不会是这样……然而，类似的错误，却在年复一年地轮回。大雨，撕碎了北京“世界城市”的华服，露出华丽外表下的真面目。而这一次，尤为严重。7月21日的北京暴雨，造成77人死亡。

一场大雨就能让一个城市停摆，甚至葬送无数生命。所谓“国际大都市”“世界城市”的光环也难以掩盖这样的伤恸。城市排水显然已经不是某一个城市的问题，它是中国城市集体面对的现代性难题。近三十年来，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地方政府执著于修建越来越高的摩天大楼，但作为城市运行的生命线，地下管网却以各种理由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地下忧患的背后，不仅是下水管道标准高低与否的问题，还反映了城市建设所追求的价值。

城市地下管线的建设思路，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下水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俄罗斯道，地处高寒，降雨量少，城市下水道口径小，埋藏浅;其二是西欧道，如伦敦、巴黎年均降雨量在600~1000毫米之间，下水道宽阔可跑车。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和延续，中国在1953年至1957年之间将“苏联模式”引入城市规划，国内各城市在这一时期开始采用一整套以苏联为标准的定额指标，高寒地区的城市设计标准，直接套用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城市上，自然为以后的内涝埋下了伏笔。

可见，城市内涝不仅仅是下水道的标准问题，还在于城市的系统规划设计。近年来，许多城市大面积地铺装了硬质路面，这种城市建设思维最早源于西方，但是上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反思，认为硬化的地面是“死亡性地面”，会影响地面的生态系统和树木的生长。德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采用透水材料铺装路面，并致力于不透水路面的改造，其目标是到2010年，把全国城市90%的路面改造为透水路面。可惜，国内很少有城市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在大肆铺装硬质路面。

急功近利的城市建设、排水管道狭窄表浅、硬质化的路面铺装、失去生命力和泥土的渠化河道、见缝插针的钢筋水泥、绿地植被减少、易得肠梗阻的排水管道……这些构成了城市内涝背后的推手。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便是城市管理。

首先，是地下管网档案的管理问题。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路网不断延伸，地下空间日益复杂，相应的管网档案却七零八落，缺乏统筹。据统计，全国大约有70%的城市地下管线没有基础性城建档案资料。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从解放初期的市政地下管线只有少量的自来水、污水，发展到现有上水、下水、中水、电话、电力、路灯、光缆、通讯、信号、煤气、天然气、热力网等等。而这些管线又分别由几十个单位建设和管理，包括自来水公司、污水管理处、燃气公司、热电厂、电信公司、电力公司、部队和各工矿企业等，如此众多的管线却缺少一个统一的协调管理部门。不仅如此，地下管线的规划、测绘及档案资料管理等事项仍然分属于不同部门，一旦涉及利益分配和具体责任的承担，不是你争我抢就是互踢皮球。这种情况下，要解决下水道问题无异于盲人摸象。

其次，灾前的预警管理和灾后的应急管理也异常脆弱。与北京暴雨前后脚到来的，是24日凌晨到达香港的韦森特台风。这是香港13年来最为严重的台风侵袭，却没有造成人员死亡。香港特首将其归功于及时的灾前预警。早在23日下午，香港天文台就频繁发出警告信号，在其挂出8号风球后，除了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传送讯息外，地铁、商场、住宅小区、医院等公共场所都会悬挂预警通知，预警信息传遍整个香港，全港随即有条不紊地避风应急：公司职员提前下班回家，渔船返港，电车停运，大型公众活动取消，消防人员、医护人员和警务人员坚守岗位，随时待命。

大雨倾盆时，全市明显没有系统的应急方案，各部门依旧慢吞吞地各行其是：容易积水的立交桥下没有明显警示和标识，致使多部车辆冲入其中无法幸免;机场高速在暴雨时仍然“一丝不苟”地收费;京港澳高速积水严重，仍然没有关闭高速通道;本该应急接纳避雨人群的公共场馆，却紧闭大门……以至于有人戏称，暴雨让我们看到了“两个北京”：一个是鼓舞人心的善举义举，感动人心，另一个是城市管理中的种种缺陷，同样触目惊心。

北京可以花费数百亿元修建华丽的奥运场馆，却无力建好下水管道。2011年6月23日，北京平均降雨120毫米;2012年7月21日，北京平均降雨170毫米，77人死亡，损失惨重……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可想而知。

或许，北京和国际大都市的距离，就是一条下水管道的距离;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就是一条下水管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