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问题的背后是思想问题

“进一步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这句话常见诸政府工作报告和领导人的讲话。但现实中，垄断企业把持的“铁门”、看得见进不去的“玻璃门”、进去后被迫退出的“弹簧门”，这“三重门”依然顽固无比，让“打破垄断、放宽准入、一视同仁”的社会共识更多只是停留在“识”上。

笔者最近参加一个座谈会，听两个民营企业家讲故事。一个说，某部委领导和企业家私下聊天，说你们以为我不知道资源应该投给谁吗?我当然知道要给谁谁谁(某民企领导名字)，但我给他，他做好了，行业里的国企要骂我;他做差了，上级怀疑我和他有什么猫腻。不管他做好做坏，我都不能向他倾斜。国企就不一样，资源给他，好就好，坏了他能找出各种外部原因，和我无关。

另一民企做重组并购的投资，他发现民企要重组国企越来越难，审批到最后总是搁浅，于是采取“曲线战略”，即在重组并购前一定找个大国企最好是央企合作，让其做第一大股东，自己甘居附属地位，好处是成功率高，进去得快，退出也快。

一个行业，如果完全国有垄断或完全市场竞争，“身份”问题都不重要。但如果既有国有也有民企，有亲有疏的身份歧视必将存在。国企产出大约占三分之一，但获得的银行贷款约占70%;稀缺资源的配置和特许经营权的获得，往往是按照是否在“体制内”、有没有“行政级别”来进行;国企在一些上游产业、基础服务业形成寡头垄断，可获得超额利润;一些重要产业的准入条件往往是为大型国企“量身定制”;政府不是加快市场化改革，而是加快国有化扩张，很多地方在既有国企之外，通过“融资平台”又建立了一批国企，民企在基础设施等领域大都被挤出。身份问题的背后，还是思想问题、意识形态问题。1992年“南方讲话”突破了“姓资姓社”的身份困扰，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20年后的今天，“姓国姓民”的身份问题，也到了该突破的时候。不要再去争辩谁进谁退，而要建立鼓励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的规则。好规则能让所有资本、资源迸发出应有的潜能。